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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式理性饮酒的精髓在于“和”在于“衷”

2017-11-20 09:49


       学界普遍认同的中国饮酒风尚的第一次分岭和理性饮酒的发端,是西周初年周公旦颁布的《酒诰》,警示人们切不可因沉湎于酒而误国、误事、误身。然而远在此之前的夏朝初年,夏朝的第二代帝王太康就已经因为沉湎于酒色游猎而被放逐失国。

       据说太康帝整天游猎、不务政事、荒诞不经,被羿放逐失国,他的五个弟弟在洛水北岸作《五子之歌》,其中就说道:“内作色荒,外作禽荒,甘酒嗜音,峻宇雕墙,有一于此,未或不亡。”意思是说,太康失国的原因之一,就是沉湎于酒。有意思的是,《战国策》中记载有大禹一个很著名的观点:“后世必有因酒而亡国者。”大禹是否真的说过这个话,后世学者多有争议,但他的孙子失国却跟酒有一定的关系。到了少康的弟弟中康帝在位期间,大臣羲氏、和氏沉湎于酒,导致工作出现重大失误,于是他就派兵征讨。而中康帝的孙子少康帝,就是我们熟知的酒圣杜康。史书有“少康作秫酒”的说法,说明少康帝极善酿酒,也或者说明在少康帝时期,酿酒业曾经出现过一次高峰。但史书也记载说,少康在位期间,夏朝得以“中兴”,酒大抵也是功不可没。由此可见,酒未必就是亡国的罪魁之一,关键是看人如何运用,运用得当,国富民强,运用不当,亡国身死。

       人们在总结从夏到商,乃至后世许多亡国的教训的时候,沉湎于酒常被提及,但事实上它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原因之一,而且与美色、宫室,以及骄奢淫逸而毫无节制的生活一并被提及。《道德经》将其总结为“五色令人目盲,五音令人耳聋,五味令人口爽,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,难得之货令人行妨。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,故去彼取此。”意思是说,人要管好自己的欲望,守拙抱朴,不可因为贪婪无度而滋生祸端。


       到了东汉末年,曹操的《短歌行》: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,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。慨当以慷,忧思难忘,何以解忧,唯有杜康。”寥寥数笔,把饮酒从口腹之欲引申到对生命的忧思的境地,也使人们对于酒的审视从物质的属性转向文化的维度。但曹操主政期间却是严令禁酒的,而且因为曹操的禁酒令,孔融还专门写下《与曹操论禁酒书》与曹操论战。当然,争论禁酒的背后,实质是政见之争,但东汉末年酗酒风气颇盛,却是事实。东汉末年的《古诗十九首》有一则说到:“服食求神仙,多为药所误。不如饮美酒,被服纨与素。”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,许多人或饮酒养生,或借酒避祸,但沉湎于酒者大有人在。且不说淳于琼醉酒失了乌巢以致袁绍兵败官渡,张飞醉酒失了徐州,避暑酒、三爵酒等这些奇异的饮酒故事都发生在这一时期。而当时战乱频仍、民不聊生,懂酒、爱酒的曹操实行禁酒,一则为了民生,二则也是为了匡扶理性的饮酒风尚。

       只可惜魏晋以来,饮酒之风甚炽,嵇康等为借酒浇愁且避祸,陶渊明饮酒适性求自得,石崇金谷聚极尽奢华。倒有王羲之兰亭聚会留下一段佳话,但在整个魏晋时期,理性饮酒的高度与文人意识的觉醒却并不匹配。延至盛唐,诸如酒仙李白的醉狂之风依然盛行。到了中晚唐,随着文人士子的审美意识发生变化,饮酒之风也随之扭转,出现了白居易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的雅趣。而到了宋代,酒的文化分流越来越细致,而苏轼、邵雍等为代表,以酒寄兴,开启了雅俗共赏的饮酒文化。到了明清时期,人们对于饮酒的反思越来越多,诸如《觞政》,主张人们要饮酒不但要随性适意,要饮酒适度,还要注重饮酒的环境、氛围、器皿,以及对饮之人要志趣相投等等。

       纵观国人数千年的饮酒风尚,从夏代的《五子之歌》,到明代袁宏道的《觞政》,再到当下中国酒业协会发起的一年一度的全国理性饮酒宣传周,国人对于理性饮酒的思考,从酒的物质属性,到文化属性,再回归到文化属性为内核、物质属性为星准,但“酒以合欢”的传承始终未改,以适中和谐为美,以性情和衷为妙。这一特征虽与西方主张的理性饮酒有诸多相通之处,但文化属性却有有着深刻的民族烙印,值得我们审思之、明辨之、笃行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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